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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8月底，青海西宁，马步芳站在馨庐院内，看着随从把金银珠宝一箱箱搬上飞机。
兰州战事尚未完全平息，西北战场的胜负已经十分明朗，而这位曾经控制青甘多年的军政人物，考虑的却不是如何组织抵抗，而是怎样尽快离开西宁。
这场仓促出逃，表面上是一个军阀家族的转移，实际上却暴露了马家集团内部早已存在的裂痕。
军队各自保命，官员各自打算，亲属争抢名额，财物成为众人争夺的中心。
所谓坚固的统治，到了危急时刻，只剩下忙乱和推诿。
马步芳的权势，建立在军队、亲族和地方控制之上。
1938年3月，他出任青海省政府主席，后来又成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。
在相当长时间里，青海、甘肃部分地区的军政财权集中于马氏父子手中。
但这种统治并非牢不可破。
马家军内部重乡土、重亲属，部队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威望。
兰州战役中，马步芳嫡系第八十二军遭到重创，马继援指挥的部队也受到沉重打击。
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，青马集团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支柱。
更关键的是，马步芳和马继援都没有留在前线。
主帅先退，前线指挥又跟着动摇，残余部队自然难以形成统一行动。
蒋介石随后以擅离职守等问题斥责马氏父子，并非没有原因。
战场上的失败固然重要，指挥层率先失去信心，更直接地摧毁了部队士气。
混乱很快蔓延到钱粮管理上。
据有关回忆材料，国民党方面曾拨给马步芳一笔数额不小的黄金，约为5万两，存放在兰州中央银行金库。
兰州局势危急时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财务处处长孟企三，与银行方面的张光亚私下串通，试图将这批黄金据为己有。
8月23日，马继援追问黄金下落，孟企三却推说金库早已奉命转移。
张光亚随后以相同口径应答，双方互相掩护，事情一度不了了之。
对一个正在崩溃的军事集团而言，财务人员竟敢瞒报巨额军费，说明命令体系已经形同虚设。
这笔黄金并未让他们长久享受富贵。
1949年10月底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酒泉一带失败，相关财物最终被接收。
有人在局势失控时想着发财，也有人只求逃命，昔日整齐的军政系统就这样迅速瓦解。
西宁方面同样不平静。
马步芳从兰州退到西宁后，很清楚城内缺乏足够兵力，也没有可靠的防御工事，更不可能等来有力援军。
留下来，可能被围困；
继续等待，家产和亲信都可能失控。
于是，他把离开西宁列为唯一选择。
据一些当事人回忆，马公馆在收拾行装时已经出现盗窃和抢夺。
大管家马保青曾向马步芳报告府内秩序混乱，有人暗中转移财物，甚至有人联络外部势力，准备趁乱取利。
“府里已经压不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什么都保不住。
” 马步芳的回答很直接：“少说这些，先把飞机安排好，尽快离开。
” 最难处理的，却不是行李，而是随行人员。
妻妾、子女、亲信和警卫都希望登机，几架飞机根本无法容纳。
谁能走，谁留下，既关系生死，也关系日后的生活待遇，马家内部因此争执不断。
关于三姨太马翠花与法图麦争执的故事，主要见于后来的回忆性叙述，细节未必都能逐一核实，但它确实反映出马府当时的尴尬局面。
法图麦年轻，曾在兰州与马步芳相识，后来被带到西宁；
马翠花则是马府内较受宠信的妻妾之一。
在逃亡前夕，两人争执的焦点，据说是随身携带的箱子数量。
马翠花认为自己应当得到相应待遇，不愿被新近得宠的法图麦压过一头。
外部战火逼近，府内却为几只箱子争吵，这种反差，正是马家统治走向终点时的一个缩影。
马步芳最终携家属和少数亲信离开西宁。
1949年9月5日前后，解放军第一兵团逼近西宁，守军抵抗极弱。
9月6日，西宁解放，青海主要地区的政治局势随之改变。
马家军残部虽然一度试图隐蔽活动，但在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，许多人陆续交出武器。
马步芳抵达重庆后，受到国民党方面追究。
此后，他又辗转广州、香港，并于1950年初前往麦加。
后来他在埃及开罗居住过一段时间，最终接受台湾方面安排，出任驻沙特阿拉伯相关职务，1975年在麦加病逝。
从兰州失守到西宁解放，不过十余天，马家集团便从西北强权变成四散逃亡的家族。
处长打黄金的主意，妻妾争箱子，军官抛下部队，士兵各寻出路，这些细节并非孤立的丑闻，而是一个依靠个人权势维系的统治集团，在失去军事优势后迅速松散的真实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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